The US-China Fault Line

2026年9月，Dario Amodei 提出了两条方向相反的建议。一方面，他主张通过限制先进芯片、半导体设备以及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，来维持美国的能力优势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提议在威胁两国的应用领域与中国进行有限协调，并点名AI辅助生物武器研发可作为潜在的合作议题。¹ 在随后的一次采访中，他把中国称为最棘手的困境，并表示自己偏好的顺序是先拉大能力差距，再寻求有限合作。²

这个顺序引出了一个持久难题。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有或无。对手可能在防止某种危险上利益一致，同时在围绕能力展开的竞争上针锋相对。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：双方能否区分一项狭义的安全措施，和一次会改变更广泛权力平衡的招数。

一篇西方评论转载了官媒《环球时报》的回应，称其将 Amodei 的提议斥为“冷战剧本”，并认为安全话语正被用来维护美国主导地位。³ 这是该媒体的定性，而非对提议目的已经定论的叙述。

两条相互竞争的轨道可以更清晰地分开来看：

现有监管恰恰说明核查层仍有多么不完整。加州和纽约的前沿AI法律依赖开发者自行报告，而非政府直接检查。⁵⁶ 欧盟的自愿行为准则给予签署方合规推定，而非强制检查。⁷ 这些机制或许能产生信息，但没有任何一项能确认国际限制是否得到了遵守。

可以保留的判断是：战略竞争与共同危险可以并存。真诚的担忧不会消除分配冲突，分配冲突也不能证明不真诚。因此，可信的合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彼此发表同样担忧的声明。它需要一种方式，来界定被禁止的活动、观察相关行为，并在不暴露对手视为敏感的一切的前提下对证据作出回应。

边界很重要。本页并不裁定 Amodei 的提议主要是安全政策还是竞争战略，也不裁定《环球时报》的批评是否正确。它展示的是：即便双方可能都希望防止一场界定狭窄的灾难，任何一方也仍有理由不信任另一方。